刘宝才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从中国文明起源至今，每个时代都有祭祀黄帝的活动。在祭祀者心目中，黄帝是祖先，又曾是天帝和帝王。这三种观念在历史上出现有先有后，有时相离有时相兼。不同时代所突出的黄帝的观念不同，大体可以这样说：史前和三代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封建社会前期突出的是将黄帝作为天帝祭祀，封建社会后期突出的是将黄帝作为帝王祭祀。近代以来又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强调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当代的中国各民族和历史上的中国各民族。史前和三代，中华民族由华夏族和四夷构成，形成和发展中的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以来，中华民族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构成，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自从文明起源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史没有中断过，表现出特有的强大生命力。 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的聚合力，来自中华民族结构内在的深层次联系。”“从长远和根本上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多民族聚合的物质基础。”“成熟的政治力量，是中华民族聚合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决定性因素。”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中华民族聚合力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 聚合力、凝聚力、生命力三个用语的基本含义相同，不过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形成的原因。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形成和得以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黄帝祭祀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史前和三代的时候，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华夷关系；秦汉以来，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近代以来，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关系。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相应，祭祀中的黄帝观念也在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历史发展在黄帝祭祀中的反映，又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探讨这些问题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一、黄帝祭祀与华夏族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史前到三代两三千年的历史。史前的以黄帝部族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经过五帝时代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至三代时形成了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与此同时，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传说黄帝去世以后，当时的人便开始祭祀黄帝 。考古工作者发现过约当黄帝时代以及更早时代的多处大型祭祀遗址，说明那个时候祭祀十分盛行，为黄帝去世后即有黄帝祭祀的传说提供了佐证。尧舜禹时的有虞氏和夏代的夏后氏也认黄帝为远祖而禘祭黄帝 。商周时，以黄帝为始祖的诸姓继续祭祀黄帝。
史前和三代的黄帝祭祀的突出特点是，承认黄帝是华夏各族的共同祖先。华夏共祖观念成为华夏各族相互认同的依据，祭祀黄帝成为华夏各族宣示报答祖先功德与继承祖先基业的庄严仪式。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祖先是有神性的，他们认为祖先死后有灵魂存在，具有与活人一样的情感和需要。在他们的上帝祖先的宗教体系里，祖先神或者与上帝一体(如商 代)，或者从属于上帝(如西周)。不过，那时还没有把祖先神与自然神混同，没有改变将黄帝作为祖先进行祭祀的性质。
到了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交往更加频繁，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地区曾是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成为时代课题。作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春秋时代的华夏族提出“华夷之辨”。“华夷之辨”的本意在于区别华夏与夷狄，强调华夏各族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异族外人。面对夷狄威胁的时候，华夏各族应该搁置纷争一致对外。当时的人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就是这个意思。“华夷之辨”还强调，华夏是文明族类，夷狄是野蛮族类，在华夏内部要推行德政，对待夷狄要以武力压服，叫做“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在春秋早期的历史背景下, 这些主张具有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护卫华夏文明的意义，而对于中华民族扩大交融的历史趋势还缺乏自觉。春秋晚期，人的认识有了进展。孔子在继续强调华夏族的优越地位的同时，认为对待四夷也不能单靠武力压服，也要采用怀柔政策。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要发挥道德的感召力，吸引四夷臣服，招俫四夷之民。当四夷之民来到华夏各国以后，华夏国家要好好安置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孔子还提出了华夷的位置可以转换和以文明程度区分华夷的观点。孔子修《春秋》有一条原则：“用夏变[于]夷者夷之, 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就是说，华夏之国如果倒退到如夷狄一样野蛮，《春秋》的记载就把这样的华夏之国当作夷狄加以贬抑；夷狄之国如果进步到华夏文明的水平，《春秋》的记载就把这样的夷狄国家当作华夏加以褒扬。孔子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认为华夷可以转化是有历史根据的。例如，“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乃是黄帝后裔，本来属于华夏族。而其一支迁往楚地后，与蛮夷同化，久之化为蛮夷。周末时的楚王熊渠也自称：“我蛮夷也。” 再如，周太伯、仲雍奔吴，得到吴地土著拥戴成为荆蛮领袖。他们接受荆蛮习俗“文身断发”，变为蛮夷。更加应该注意的是，孔子的观点与春秋时期华夏族发展的联系。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历史的中心已经不再限于中原，过去被视为夷狄的秦、楚、吴、越先后发展强大起来，文明程度己经与中原并驾齐驱，孔子的见解是历史进步的反映。
春秋后期的“华夷之辨”，隐藏着华夏共祖观念的动摇。既然可以将本来与华夏族血统相异的族类纳入华夏族，华夏族还能够有共同祖先吗？作为祭祀祖先的黄帝祭祀，还能够继续给予中华民族发展以积极影响，继续发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吗？是否有可能不再把黄帝作为祖先进行祭祀？祭祀中的黄帝观念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以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历史记载中没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合乎逻辑的潜存着，会影响到以后的黄帝祭祀。
二、黄帝祭祀与汉族
汉族形成的历史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历史是并行的。
战国中期，经过变法改革的七国都已成为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而每个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本身又是多民族的。齐国境内有东夷各族，秦国境内有西戎各族，楚国境内有东夷、 越族、攒族、蛮族，三晋境内有狄族的后裔。燕国西境与楼烦和狄族建立的中山国接壤，北有东胡，并与东胡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以此我们可以作出燕国境内生活着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的合理推测。各少数民族与华夏族共同生活在各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大多数逐渐与华夏族融会，促成华夏族的发展。同时，由于地区性的中央集权国家向“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发展成为历史趋势，“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大一统”观念承认天下“五方之民” (居住在中原的华夏民族与居住在四方的少数民族)共存的事实，主张各族在统一政权下共同发展。战国中后期各国之间在开展“连横合纵”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同时，提出了“天下定于一” 、“兼有天下” 、“四海之内若一家” 的口号。这种历史趋势也反映在认同共同祖先的观念上。过去人们称楚、秦为蛮夷，这时却强调秦、楚都是颛顼的后裔 ，与华夏族具有共同祖先。共祖观念继续发挥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秦统一中国，为中华民族发展创造了政治环境，但统一于秦代的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秦王朝就灭亡了。 汉代建国以后，继承发展了秦代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在长达4个世纪的汉代统一政权下，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形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取得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汉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有历史性的进步。当时的人看到“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而主张治理“五方之民”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 修教、齐政具有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不易其俗、不异其宜则具有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意义。这种思想既主张各民族共同进步，又尊重各民族的特性，是先秦“华夷之辨”提倡文明、提倡进步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
汉族形成的过程中，黄帝传说的影响在扩大，黄帝祭祀也在发生变化。
战国形成的《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里出现了黄帝的历年、制作、居处、宫室、后妃以及征战、治国、求仙等多方面的记载。诸子著作如《商君书》、《尸子》、《管子》、《庄子》、《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也大量出现记述和议论黄帝事迹的内容。诸子著作往往借黄帝故事表达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神仙家的“出世”，都可以在有关黄帝的记述中见到，这些现象正好说明战国时黄帝传说的影响的扩大。更加突出的是出现了一批以黄帝为书名的著作，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等。《汉书•艺文志》中收录的以黄帝题名的著作有26种之多。不少学者认为战国中后期有一个势力很大的“黄学”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刑德并用、以法治国、君主无为、保民而王，正是一种反映“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学说。我们前面说过，三代主要是把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的，战国继续把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如《齐侯因咨敦》铭文说齐国田氏即以祖先祭祀黄帝。但是，战国时也开始将黄帝作为天帝进行祭祀了。受战国中期开始盛行起来的阴阳家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五天帝的观念，认为黄、青、白、赤、黑五天帝分别代表五行中的土、木、金、火、水，黄帝成为代表土德的天帝。早在公元前422年秦灵公就修筑吴阳上畤，祭祀五天帝之一的黄帝。汉代一方面有汉为尧后之说，认黄帝为汉代皇室的祖先，把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另一方面也接受阴阳家五德终始学说为汉王朝“奉天承运”进行论证，继续把黄帝作为代表土德的天帝进行祭祀。既承认作为祖先的五帝，又承认作为天帝的五帝，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汉代人有这样的说法：“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 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 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这种说法力图把作为祖先的五帝与作为天神的五帝协调起来，纬书也表现出同样意图。 战国秦汉期间，从对祖先黄帝的祭祀分化出对天帝黄帝的祭祀，又从祖先黄帝与天帝黄帝相分向相合发展，这种变化与汉族形成的历史背景有联系。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尽管占主导地位的华夏族可以继续在共同祖先的旗帜下团结一致，而对于华夏族之外的其它民族却没有足够的号召力。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对于各民族都有充分号召力的权威，于是作为天帝的黄帝便应运而生了。而当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并稳定以后，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在新的主体民族汉族出现以后，共同祖先的意义又会上升。这就是作为天帝的黄帝从祖先分化出来又与祖先结合到一起来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复杂的时期，又是各民族加速融合的时期。这个时期一度发生过黄帝是“天帝”还是“人帝”的分歧，最终确立了黄帝既为“天帝”又为“人帝”的双重身份，同时把黄帝作为天神与祖先进行祭祀，而作为天神的黄帝祭祀占首要地位。各个分立政权的统治者争夺正统地位，纷纷举行郊天大礼，在郊祭中祭祀黄帝，有时也举行专门祭祀黄帝的“黄郊”。 同时，以黄帝为祖先的观念不但在汉人中根深蒂固，一些少数民族也被认为或自认为是黄帝族的后裔。早在《史记•匈奴传》中就有记载说：“匈奴之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北史•魏本纪》说：建立北魏的鲜卑人的祖先“出自黄帝轩辕氏。”《晋书•载记十六》说：羌人有一支是“有虞氏之苗裔”。西晋时匈奴人政权前赵皇帝刘渊和南北朝时鲜卑人政权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推行汉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发展。而匈奴族、鲜卑族自认是黄帝之后，自认与汉族同根共祖，成为推行汉化政策的历史根据。
三、黄帝祭祀与中华各民族一体发展
多元一体是全部中华民族史的总体特征。 封建社会后期，汉族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建立过隋、唐、宋、明四个统一中国的朝代。同时，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几个区域性政权，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更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两个统一中国的政权，存在时间长达4个世纪之久，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各民族多元发展最终带来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在汉族建立的隋、唐、宋、明政权之下，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在发展；在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夏、金、元、清政权下，同样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都在发展。中国各民族互相交流融合一直在增进，无论是汉族成为统治者的时候还是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从未中断。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汉族也融入少数民族。许多今天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民族，实际是融入了汉族和其它中国民族。有的全部融入汉族等中国民族，如百濮、百越等；有的部分融进汉族等中国民族，部分迁徙到中国国境以外，如匈奴、丁令等。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史实也不少。《隋书•突厥传》说，隋末离乱，汉人“逃归突厥者无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载，五代时幽州、冀州汉人“多逃亡契丹”。清代北方汉人“出边者”有时一年多达十多万。这些“逃归”、“逃亡”、“出边”的汉人中有相当部分变为突厥族、契丹族、蒙古族。明清时南方汉人融入少数民族的也不少，他们的后代有的甚至当了少数民族的首领。明清有所谓“汉土司”、“汉百户”，就是那些融入少数民族的汉人的后代而成为少数民族首领的人。费孝通说：汉族被融入少数民族，“一种是被迫的，有如匈奴、西羌、突厥虏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区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他还用通俗的语言说：中华各民族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性的多元一体。”
与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相联系，封建社会后期黄帝祭祀出现的最显着的变化是突出了黄帝的帝王身份，主要将黄帝作为帝王进行祭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形成的黄帝祭祀，大体有四种情况：一、郊天以五帝配祭的黄帝祭祀，二、专门郊祭黄帝的“黄郊”，三、明堂祭祀的黄帝之祭，四、京城三皇五帝庙祭祀的黄帝之祭。一、二两种将黄帝作为天神祭祀，第三种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第四种将黄帝作为古帝王兼祖先祭祀。隋代起废除明堂祭祀的黄帝之祭，明代起废除郊天以五帝配祭以及“黄郊”，京城的庙祭一直延续下来。这些变化显示，封建社会后期历代王朝在摈弃视黄帝为天神的观念，淡化视黄帝为祖先的观念，而强化视黄帝为古帝王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唐代始有坊州(今黄陵县〉黄帝陵的祭祀。 唐代以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汉族统治的朝代还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 都祭祀黄帝陵。从保存至今的祭文可以看到，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祭文即将黄帝与自己对称，说“朕生后世”而“主宰庶民”，“君（按：指黄帝）生上古”而“作烝民主”，表明是把黄帝作为古帝王祭祀的。“奉天明命，相继为君”一语，成为明代黄帝祭文中反复使用的套语，突出表现着明代帝王心目中黄帝的古代帝王身份。更为典型的是清代开国皇帝顺治爱新觉罗福临的祭文，全文如下：
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月。明禋大典,极宜肇隆。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神其鉴飨。
这篇祭文很短、很质朴、直言不讳、最有政治文化内涵，把清初满族统治者的气概、自豪和抱负表现得简捷明快, 将黄帝身份定位为古代的帝王、古代圣贤再明确不过了。所谓“继道统”就是继承自古以来帝王的治国的政治伦理原则，如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之类。所谓“新治统”就是变革具体制度，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之类。在顺治看来，自己与黄帝的关系是今帝王与古帝王的关系，今帝王祭祀古帝王当然为的是治国。至于祖先不祖先的事，无论身为满族的清朝皇帝，还是身为汉族的明朝皇帝，在他们的祭文里一次也没有提到。祭祀中突出黄帝的古帝王身份，与封建社会后期中华民族一体发展适应，是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的需要，给中华民族一体发展以积极影响。
四、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代，中华各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共同斗争中越来越意识到，中华各民族存亡相连、荣辱与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发展了中华民族一体的自觉意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旗帜鲜明地宣告：“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 ，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以后，要建立一个“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 的统一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 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藩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抗日战争又是近代以来中国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决定性地促成了中华民族一体自觉意识地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获得完全独立解放，实现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走上了伟大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新阶段。
从民族自觉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黄帝祭祀受到爱国志士、革命政党和进步社会团体的重视，黄帝祭祀的影响更加扩大，并且形成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近现代的黄帝祭祀活动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战斗意志的庄严仪式。甲午战争后，爱国志士邱逢甲在台湾起兵“拒倭守土”，失败后到陕西祭祀黄帝陵，自题诗句云“袖中一卷英雄传，落日来登黄帝陵” ，表示雄心不已的抗争精神。1907年重阳节，陕西同盟会祭扫黄帝陵，在黄帝陵前誓告反抗列强瓜分、扫除专制政权的决心。1937年清明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笔写的祭文，宣传了共产党建立民族阵线以争取抗战胜利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
当代的黄帝祭祀活动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大认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再造民族辉煌的盛大聚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北方和南方以及台湾省都有黄帝祭祀活动，其中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的黄帝祭祀活动最为主要。在这里，1955年－1963年之间和1980年以后每年清明节举行公祭，1998年以来每年重阳节民间举行祭祀。每年的公祭、民间祭祀活动有数千人至上万人参加 ，包括各级党政领导人和为数众多的人民群众，还有陕西各界代表和全国许多省、区的代表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帝祭祀活动，充满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继承先祖功业、谱写神州历史光辉新篇章热烈的气氛，同时表达出中华各民族企盼祖国和平统一的共同心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力。
从民族自觉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黄帝祭祀扬弃了作为天神的黄帝观念，淡化了作为帝王的黄帝观念，重新突出了作为祖先的黄帝观念。而对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的解释，注重于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也肯定黄帝与中华民族的血缘联系。所以，当代黄帝祭祀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的政治文化行为。这种政治文化活动与古史中的黄帝有联系，又具有祭祀仪式。黄帝祭祀与研究黄帝时代的古史有关系，但不等同于黄帝时代的古史研究，不限于从古史角度研究。当代的黄帝祭祀不是宗教仪式而是无神而祭的祭祀仪式，不是宣扬鬼神信仰，而是弘扬从5000年中华文明史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
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这个课题至今缺少系统研究。本文作了一些历史的考论，就各个时代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提出几点初步看法，远远不是对问题的完整回答。要特别声明的是，黄帝祭祀与汉族的关系不仅存在于隋唐以前，也存在于以后各个时期，本文仅选隋唐以前作了说明。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全部历史的特征，本文只选隋唐至明清时期作了说明。期望有同好者一起进行研究，扩展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