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 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1]民族的形成要具备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像中华民族这样庞大复杂的共同体更是如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黄帝在中华民族滥觞、形成、发展、自觉、复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粗略梳理，以期对黄帝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黄帝与中华民族的滥觞（先秦时期）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曾流行过外来说和一元中心论。外来说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来自中国本土以外，一元中心论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源自中原地区，然后辐射各地。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外来说和一元中心论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源自中国本土，而且是多元起源，“满天星斗”。20世纪30、40 年代，蒙文通先生提出远古时代中国有江汉、河洛、海岱三大民族[2]；傅斯年先生认为主要是东部的夷和西部的夏两个系统之间的对峙和交流；徐旭生先生认为存在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其中以徐先生的三集团说对后世影响最大。徐先生认为，华夏集团以炎黄二族为核心，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今陕西省的黄土高原，逐渐向东扩展，先与居住在山东以太昊、少昊、蚩尤等为首领的东夷集团碰撞、交战并融合，后与居住在湖北、湖南一带的苗蛮集团发生冲突与交流，最后以华夏集团为核心凝聚形成了华夏族。蒙、傅、徐三位先生的说法虽然有异，但却有个共识：中华民族是由众多分散的小氏族融合成大氏族、氏族联盟，最后形成的，而炎黄族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与主导作用。
黄帝对中华民族滥觞的贡献，首先体现在通过阪泉、涿鹿之战将各部族联合起来，形成大部落联盟，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因此黄帝被尊奉为华夏始祖和帝王鼻祖。其次还体现在发明创造上。据典籍记载，黄帝的发明创造涉及衣、食、住、行、文字、音乐、医药、兵法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因此黄帝被尊奉为人文初祖。对此钱穆先生指出：“古代的发明者不是圣王就是贤臣，并不是只有他们能发明，更不是他们有发明者的专利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被人知道，被人记忆流传，后来只能认为是他们的发明。他们汇集各方面的成果，发明者的头衔也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和这个发明也确有关系，因此我们便看他作为那时候的文 化代表人。”[3]诚哉斯言！如此众多的发明创造绝非黄帝等少数人所能完成，必定是由许许多多的先民们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历尽艰辛，反复实践，摸索感悟出来的。黄帝作为那个时代的杰出首领，很有幸成为发明创造者们的代表，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和“人文初祖”，受到后人的崇敬与景仰。
夏人源于黄帝部族。《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夏本纪》：禹为“黄帝之玄孙”。《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黄帝作为始祖受到夏人的祭祀和崇奉。《国语•鲁语》：“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对黄帝的祭祀或许可以追溯到他去世以后不久。《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究竟有无左彻其人，有无左彻祭祀黄帝其事？已无从考证。我们只能大致推测：黄帝死后，黄帝族内有位名叫左彻的首领为缅怀黄帝的功德，为凝聚本族的部众，采取了一些方式祭祀黄帝，从而开启了绵延数千年的祭祀黄帝的历史。这样的推测不是毫无道理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此说来，“夏后氏黄帝”是有依据的，是对自己始祖的追念。
从商人的文化样态来看，确与西部文化不同，应该不是黄帝部族之 后裔。甲骨文中有“黄”、“黄尹”、“黄示”、“黄林”[1]，有“帝黄”而无“黄帝”。丁山先生认为“帝黄”即“黄帝”[2]，可惜证据不足。商人在周代逐渐融入华夏族，为“炎黄子孙”这个共同体的壮大作出了贡献。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商人本非炎黄子孙，但商人后裔却是炎黄子孙。
夏商周三族未必都是黄帝之后，他们与黄帝部族的关系有亲有疏，远近不同。相对而言，夏人和周人与黄帝的关系近一些，商人则远一些，而且越往后似乎越重视较近的祖先，而非过于遥远的先祖黄帝。所以鲁国的展禽才会说：“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即使是周人也未必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否则武王灭商后不会“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史记•周本纪》）。另据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可见当时还有比周人更直系的黄帝后裔。虽说夏商周人的族源与祖先崇拜并不完全一样，但却都是在黄帝所开创的大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他们已初步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1]。西周时，夏商周人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夏”、“华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到战国时，黄帝终于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共同尊奉的始祖。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诸子争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孔子称赞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大戴礼记》），庄子认为“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庄子•盗跖》）。相对诸子典籍而言，战国时期重要的史书《国语》、《左传》、《世本》、《竹书纪年》等记载的黄帝兼具文化性与血缘性，既是远古圣王、人文初祖，又是华夏始祖。《国语》是纪录黄帝起源、姓氏、世系、事功、祭典最早最可信的史书。《国语•周语》里纪录了公元前550年太子晋对周灵王的谏言：“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淫之心间之，故亡其姓氏。??夫亡者岂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这段话是太子晋用黄帝之后鲧和炎帝之后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因此“亡其姓氏”的故事来劝说其父不要壅防水、洛水，否则即便是鲧、共工这样血统高贵，世系显赫的人也会遭遇厄运。
《国语•鲁语》中记述一种名叫“爰居”的海鸟落在鲁东门外，时任鲁国执政卿的臧文仲让国人祭之。展禽批评这种做法，认为“夫祀，国之大节也”，不能随意为之。展禽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展禽的这番话透露出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祭祀的对象必须是有功德者，“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功高德重，因此受到尊崇和祭祀。其二，“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祭祀的对象通常都是本族的圣贤，有虞氏、夏后氏黄帝，说明舜、禹都是黄帝之后，或者说自认为是黄帝之后。而商人舜，周人喾，说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夏、商、周人是一脉相承的，黄帝是大家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
《国语•晋语》载秦穆公的女儿怀赢原为晋怀公子圉之妻，后被子圉抛弃，秦穆公欲将其嫁给逃亡于秦的晋公子重耳。重耳不愿接受，司空季子劝其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儇、衣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司空季子专门选择姬姓先祖黄帝的故事来增强说服力，这更加证实了黄帝传说的可信性。黄帝之子有后嗣者十四人，这十四子又有子孙衍出，瓜瓞绵绵，就像同出一个根系的参天大树，不断开枝散叶，日益繁茂，经过几千年繁衍发展，如今黄帝子孙已不知凡几。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录了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等远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其中帝系篇、氏姓篇梳理，罗列了炎黄世系与后裔，堪称我国谱牒、姓书之祖，《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元和姓纂》、《通志》、《古今姓氏书辨证》、《姓氏急就篇》、《万姓统谱》等多有称引。《世本》为我们展示的黄帝族谱，其血缘上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文化上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随着大一统趋势的出现和大一统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祖先认同意识的增强。秦灵公设上下祭黄帝、炎帝，齐威王铸敦铭记“高祖黄帝”，两个曾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的大国国君的尊黄行为极具象征意义。
《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祭 炎帝。”秦灵公祭黄帝、炎帝，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早在春秋时期，秦人就作祭白帝、青帝。白帝、青帝是东夷系统的神灵，秦人祭之，显示其不忘祖出之地。秦人虽来自东方，但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应是黄帝之后。到了战国时期，原本林立的诸侯方国经过不断地兼并，形成七雄相争之势。随着大一统趋势的出现，人们同祖共宗的意识也不断增强。秦人感觉到再像过去那样仅仅祭祀白、青二帝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称霸中原的需要了。于是，秦人将祭祀的对象扩大到远祖炎帝、黄帝，这样可以抬高自己，凝聚人心，利于东进。
秦灵公作祭祀炎黄二帝半个世纪以后，东方大国齐国的国君齐威王宣称黄帝是自己的高祖。齐威王尊黄帝为高祖的证据见于陈侯因齐敦。这件青铜礼器的腹内铸有铭文79字，其中称“高祖黄帝”。齐威王自称是黄帝之后，于史有征。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乃田敬仲完（陈完）之十二世孙，《史记•陈杞世家》称陈完为陈胡公满之后，而陈胡公满为虞帝舜之后。又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舜为颛顼之后，颛顼为黄帝之后。所以说，齐威王尊称黄帝为自己的高祖是名正言顺的。
二、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形成了以辽阔的封建王朝统治版图为基础的疆域一统，以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一统，以农耕生产为特色的经济一统，以杂糅了各家学说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一统。钱穆先生认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段时期是中国国家凝成民族融合开始走上大一统以后 一段最光明灿烂的时期”[1]。西汉初年出现了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尊崇黄帝的高潮，其主要标志就是黄老学的盛行和《史记》的诞生。黄老学顺应了西汉初期社会的需要，在文景时期非常流行。
汉武帝虽然将黄老学从政治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但他对黄帝却崇敬有加。当然武帝崇敬的黄帝并不是什么道家的创始人，而是得道升天的远古圣王，是仙化了的黄帝。从战国起，就有一批方士将黄帝等远古人物说成是神通广大、长生不老的神仙，从而将历史神话化，创造了一套黄帝等人的神话谱系。有个名叫李少君的方士对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史记•封禅书》）另一位方士公孙卿借申公之口说：“黄帝且战且学仙。??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武帝听后感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钦羡之情溢于言表。汉武帝对黄帝的喜爱并非叶公好龙式的。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了两汉历史上的首次封禅大典，此后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又先后五次封禅，创下了帝王封禅之最。在正式封禅之前，汉武帝遵照“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的古义，“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冢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封禅书》）两汉时期最尊崇黄帝的非王莽莫属。“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元后传》）王莽曾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汉书•王莽传》）王莽又曰：“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汉书•王莽传》）1927年在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的一件王莽时颁布的长度标准器——“新莽铜丈”上有 铭文81字，首句为“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1]，同时出土的标准量器“新莽铜嘉量”，见于《隋书•律历志》的新莽铜权和见于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的新莽石权亦有类似铭文。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是黄帝、虞舜之后，黄帝是自己的初祖，毫无疑问是在为自己找寻代汉的依据及合法性，这与战国时取代了姜齐的齐威王铸敦刻铭宣扬“高祖黄帝”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王莽是不是黄帝之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称黄帝之后说明在时人心目中黄帝拥有崇高的地位。黄帝不是齐威王、王莽等少数统治者为了功利的目的制造出来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文化的 交流和古族的融合而自然形成的，并且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2]。统治者只是借助和利用了本已在民众中拥有崇高地位的黄帝，并且使之更加彰显、尊贵罢了。
真正把黄帝民族始祖的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翻开《史记》，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司马迁坚持大一统历史观和民族观，上承“百家杂语”，下启二十四史，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影响极其深远。三、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发展（魏晋至清末以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黄帝在民族大交融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曹魏自称汉相曹参之后，陈寿引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马氏在追溯家世时亦称“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晋书•宣帝纪》）是与不是无从稽考，由此可知时人确有攀附黄帝，自认黄帝子孙之习惯。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的帝王、贵族更热衷于以炎黄子孙自居。据《晋书》记载，曾经雄霸北方、威逼江左的前秦皇帝、氐人苻坚，“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前燕政权的开创者、鲜卑人慕容“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后秦政权的开创者、羌人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建立了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北史•魏本纪》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魏晋以降墓志中祖述黄帝者更是不胜枚举。如此众多之人均自称黄帝之后，未必尽合历史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世人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这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共同体和中原华夏民族共同体融汇的重要标志。
黄帝在唐人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宰相李德裕曾上疏敬宗曰：“臣闻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旧唐书•李德裕传》）黄帝和孔子并列圣人之首，成为中国文化的偶像。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黄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1]
《辽史•世表》曰:“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宋代黄老道流行，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他曾对大臣们宣称自己梦见了天尊，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宋史•礼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下诏“崇饰诸州黄帝祠庙”，翌年“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宋史•真宗本纪》），“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详细罗列了各种姓氏之来源，其中源自姬姓的有30余姓。宋人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和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都将大多数姓氏的来源追溯至炎黄二帝，追溯至姬姜二姓。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完全统一。元朝统治者面对比自己多出许多倍的汉人，不得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尊崇黄帝便在其中。《元史•祭祀志》载：“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元泰定二年，桥山黄帝陵住持道人状告不法之人，执把弹弓，闯入本宫，采打飞禽，掏取雀鸟，损坏飞檐，砍伐树木，泰定皇帝颁旨给陕西行省：“今给榜文常训张挂禁 约，无得似前骚扰，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痛行断罪。”[2]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诸帝皆派遣官员祭祀过黄帝陵。洪武四年、洪武二十九年、永乐十二年、宣德元年、景泰元年、天顺六年、正德元年、正德十一年、嘉靖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二十八年、天启元年，明帝均派遣官员赴黄帝陵致祭。清代对黄帝的崇祀有增无减，自顺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统帝溥仪外，皆遣官致祭过黄帝陵，致祭次数远胜前朝。清帝于康熙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七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八年，雍正元年、二年、十三年，乾隆二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五年、五十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四年、五年、二十四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年遣官致祭黄帝陵。这表明无论是汉人政权还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从治统和道统上继承和崇奉黄帝。
郑板桥在写给堂弟郑墨的一封书信中说：“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为婢妾，为舆台、皂隶，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1]这番话体现了郑板桥“民胞物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在郑板桥看来，人身份的高低贵贱与其血统无关，因为平民百姓与达官贵人同为黄帝尧舜之子孙。这无疑是对那种只有贵族世胄才是黄帝子孙观念的挑战，反映了中国人皆为黄帝子孙的理念。无独有偶，与郑板桥同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刘大在《吴氏重修祖谱序》中说：“谁非黄炎之胄，而谬相狎侮如此。”表达了与郑板桥类似的看法。四、黄帝与中华民族的自觉（清末至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西方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中华民族开始由自在转向自觉，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尊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使用黄帝纪年，自称黄帝子孙，谒祭黄帝陵，推崇黄帝为国魂，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尊崇黄帝的高潮。1903年7月，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说：“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 族民族之感觉。”[1]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用黄帝纪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沪军都督府等地方革命政权也以黄帝纪年。
1905年2月，邓实、黄节、刘师培、黄侃、陈去病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反对“醉心欧化”。国粹派奉章太炎为领袖，章太炎主张[2]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何为国粹？黄节答曰：“黄帝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3]。黄节在《黄史》中“条别宗法，统于黄帝”[4]，可见其同时把黄帝尊奉为文化始祖和民族始祖。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中指出：“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各国自有其国魂。吾国之国魂，必不能与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国历史。若是则可以为国魂者，其黄帝乎？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愚谓黄帝而外，宜并揭孔子，而国魂始全。盖黄帝为政治之纪元，孔子则为宗教之纪元。种族不始于黄帝，而黄帝实可为种族之代表；宗教不始于孔子，而孔子实可为宗教之代表。彼二圣者皆处吾国自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为吾全历史之关键，又人人心中所同有者。以之 为国魂，不亦宜乎！[1]国粹派诗人金一更是充满深情地表白：“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炭，老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 帝视其成。??则新灵魂出现而中国强矣。”[2]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3]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自 便。”[4]1908年9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开会，决定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会议推举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黄帝陵文》，并约定邻省在陕同盟会员共往。大家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30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当恭读祭文时，大家无不激动万分，有的甚至失声痛哭。
清末革命派的尊黄虽然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却缩小了黄帝的代表范围，宣扬了大汉族主义，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中华民族的团结。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黄帝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国人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 孙”[5]的共识，进一步树立了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候。黄帝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 面旗帜，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1]。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 程。”[2]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3]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黄帝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尊崇黄帝进入第四个高潮期。
抗战时期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弘扬黄帝伟绩，激励抗战士气。1938年2月，陈子怡在《西北史地》上发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论证中华民族与黄帝子孙二者之间的关系。陈子怡先生仍然坚持中华民族西来说，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文中的一些观点及论证也未必精当，然其“中华民族之名，与其谓为种族之称，毋宁谓为东方文化之代表”；“现在共认之中华民族，只是文化上之一名词”；“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 子孙矣”；“所以后世之人，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4]等观点颇有价值。1944年，潘公展、印维廉为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策划编辑了《民族伟人故事集》，邀钱穆撰写第一辑。于是钱穆口述，弟子姚汉源执笔，遂成《黄帝》一书。钱穆先生在书中认为，“我们自称为‘炎黄 子孙’，是很有道理的。”[1]历来强调治史“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禹贡》杂志，倡导研究中国边疆史和中国民族史，大力宣扬“中华民族是一个”。傅斯年先生说，两千多年以来，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最大的愿望是统一，“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统一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一个家庭。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 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2]五、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改革开放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成为解决内外问题的不二法门。在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里，没有黄帝的位置。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的伟大征程，包括黄帝在内的传统资源重新受到重视。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说道：“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3]此后，海外华人纷纷回祖国探亲访友，投资建厂，“炎黄子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指出：“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 黄子孙的心坎。”[1]从1980年起恢复了每年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活动，陕西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近年来祭陵活动越来越隆重，河南新郑、浙江缙云等地也举行纪念黄帝的活动。第五次尊崇黄帝高潮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结果，是广泛团结海内外华人的需要。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炎黄文化研究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具体表现在相关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频繁举行；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研究炎黄文化的学术团体遍布全国各地，众多学术团体聚拢了一批热心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业余研究者，为炎黄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各地炎黄文化研究团体的积极组织下，以炎黄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频频举行。据笔者粗略统计，10余年间仅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就有20多次，出版的论文集20多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八年编纂的八卷本《炎黄汇典》，于2002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炎黄汇典》辑录了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资料共计400多万字，近500幅照片。全书包括《史籍卷》、《方志卷》、《祭祀卷》、《文论卷》、《考古卷》、《诗歌卷》、《民间传说卷》、《图像卷》，是目前辑录炎黄资料最丰富的书籍，为炎黄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保障。近年来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得益于各方的重视。一是国家重视。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全球化的大潮，需要利用炎黄文化这样的传统资源来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二是地方重视。各地希望借助炎黄文化来提升本地的文化品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招商引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三是民众重视。中国人素有“慎终追远”、“法祖敬宗”的传统，炎黄祭祀热反映了广大海内外华人“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民间信仰。四是学者重视。专家学者之所以重视炎黄文化研究，是因为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复兴息息相关。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2005年4—7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的第一站就是黄帝陵。他反复强调“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见宋楚瑜时说：“两岸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新党主席郁慕明说：“新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反对分裂国土，坚持反对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矢志不渝，始终如一。”有位网友评论道：“兄弟不分大小，握手不分先后，同是炎黄子孙，哪有亲疏薄厚，只要坚持一中，大陆诚心迎候！”此帖引起强烈共鸣。结语
尊崇黄帝的前两次高潮恰为中华民族的滥觞和形成期（先秦秦汉时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正值中华民族的危机与抗争期（清末至民国时期），第五次高潮适逢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改革开放时期），二者若合符节，绝非巧合。纵观中华民族滥觞、形成、发展、自觉、复兴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与中华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 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梁先生所说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任继愈先生也认为，“中华 民族把文化认同看得比种族血统认同更重要。”[1]黄帝不正是“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符号吗?这正如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说：“黄帝的形貌如何较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确确实实存在人们心中，逐 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力量。”[2]相信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黄帝崇拜就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与国际接轨程度。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3]，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炎黄文化的复兴。研究黄帝，祭祀黄帝，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力、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我们今天尊崇和祭祀黄帝时，要对传统的黄帝形象和黄帝文化有所扬弃。要摈弃皇天上帝、太阳神、五方帝之中央帝、道教神仙等神格形象，摈弃帝王鼻祖与帝王楷模的治统形象，保留人文初祖和血缘始祖的形象，但以人文初祖为主塑造黄帝的形象，从而最大限度地弘扬开拓进取、团结统一的黄帝精神，弘扬包括黄帝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发挥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作用，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高强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