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有“华夏第一陵”之称。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圣地，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我们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黄帝陵积淀的深厚文化内涵，正是新时期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经过五千多年传承弘扬，更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华夏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悠悠五千年，黄帝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黄帝陵则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一、中华始祖

黄帝本是部落首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被尊为天下共主。黄帝、炎帝、蚩尤部族融合，构成华夏民族的基础。黄帝文化则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被确认为中华始祖，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先是口头传说，后是古史描述。黄帝开始只是华夏始祖，后来则变成华夏和其他许多民族的共同始祖。这以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从原始社会，到魏晋南北朝，经数千年积累才完成。记录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性著作有司马迁《史记》，唐房玄龄《晋书》、李延寿《北史》、北齐魏收《魏书》等。

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首。他描述，黄帝是少典氏的后代，少而聪明，长大后修德振兵，成为天下共主。黄帝娶嫘祖为妻，生25个儿子。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后代。大禹所传的夏人，契的后裔商人，后稷的子孙周人，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属黄帝血脉。司马迁系统记录了黄帝的血脉传承，确立了黄帝的华夏始祖地位。

司马迁还记载，秦人、汉朝人，都是黄帝的后裔。闽越人是越王勾践的后代，而越王勾践则是周太伯之后，与周文王一家。朝鲜王满本为燕人，是周召公的后裔，也和周人一家。西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先祖则是“夏后氏之苗裔”（《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夏后氏，与大禹同姓姒，即夏人的后代。匈奴也属于黄帝血脉。南方“蛮夷”的先祖盘瓠，则是高辛氏帝喾的大臣，因有功，帝喾“以女配盘瓠”，并生子12人，6男6女，后来发展为族群，“号曰蛮夷”（《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广布中国南方的蛮夷也有黄帝的血脉基因。司马迁等汉代史学家已经构建起古史文化系统，说明中华大地多个民族都有黄帝的血脉基因。

从考古发掘看，中华民族始祖，前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等，从文献记载看，则有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司马迁等却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可以视之为汉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产物。

华夏文化经典《诗经》《尚书》不提黄帝，反映先秦大儒孔孟荀思想的《论语》《孟子》《荀子》也不言黄帝。《国语•晋语四》记载，炎帝、黄帝是兄弟，为少典氏娶有蟜氏所生；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有关黄帝的文献记载流传很少，更多的只是传说，而且“其言不雅驯”。司马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西抵崆峒，北达涿鹿，东至于海，南到今江浙、湖南、云南。所见各地风俗不同，但多言黄帝遗迹。他才断然将《黄帝本纪》作为篇首。

战国中期，黄老学派开始尊崇黄帝。汉初，朝廷崇尚黄老，无为而治，发展生产，尤其是汉文帝，厉行节约，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国家很快富起来，成就“文景之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推崇“道德家”，即黄老道家。司马迁尊崇黄帝，有黄老的家学渊源，也有黄老思想指导国家政策实践效果的检验。黄帝被确认为华夏和其他民族的始祖，适应了汉代维护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黄老学主张无为而治，在实践中被理解为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受到诸侯国支持。汉景帝时尾大不掉，导致七国之乱。汉武帝即位，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势力。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只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采取措施，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大国的统一。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地方推广郡县制。思想文化上，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催生两汉经学，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又创立三纲五常为帝国提供道德规范约束。黄帝始祖地位的奠定和认同，适应了这一历史需要。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人已经认同黄帝是民族始祖。这种始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表现。随着华夏汉族和其他民族愈益密切的交往交流，这种始祖认同也得以发展，民族认同意识日益增强。黄帝成为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粘合剂。

魏晋南北朝时，国家分裂，黄帝意识勃发。房玄龄等编撰《晋书》，记载北方民族史，多以黄帝为始祖，洋溢着中华各族天下一家的意识。当时，民间有人在鄠县自称“大黄帝”（《晋书》卷106《载记第六》），聚众数千，建元龙兴。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熟悉黄帝事迹。以黄帝、大禹血脉后裔自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晋书》卷130《载记第三十》）。他说：“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以黄帝为据，力主以游牧骑兵对付后秦姚兴，说：“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其口头禅是“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晋书》卷130《载记第三十》），有意识地凸显其黄帝-大禹血统，强化其政权的正统合法性。

两晋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他们针对“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晋书》卷104《载记第四》），“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晋书》卷116《载记第十六》）等意识，要打破宿命，开辟非华夏族中原建国的历史新篇章。为此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一是认同黄帝始祖，强化民族基因中炎黄血脉的正统性。前燕奠基人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晋书》卷108《载记第八》）。有熊氏即黄帝。前燕演变出的后燕、南燕、北燕等鲜卑慕容氏政权，皆属黄帝后裔。前秦氐族苻氏，“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晋书》卷112《载记第十二》）。有扈，即有扈氏，与大禹同族。略阳氐族，也是黄帝的后代。后秦羌族姚氏，“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晋书》卷116《载记第十六》）。有虞氏即舜。北魏鲜卑拓跋氏，自称祖先“出自黄帝轩辕氏”，追根溯源到黄帝。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北史》卷一《魏本纪》），完全以黄帝后代自居。

建立后凉的吕光，也是略阳氐族。他“追尊吕望为始祖”（《晋书》卷122《载记第二十二》），认为西周太公吕望是自己的始祖，自认“炎帝之裔”。北周宇文氏，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周书》卷一《帝纪第一·文帝上》）。他们都自称属炎黄血脉，居华夏正统。

可见，认同黄帝、炎帝等是自己的民族先祖，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中比较普遍。以为血缘正宗，便政权合法，反映了西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政治意识。

二是认同中原是华夏中心，千方百计兵进中原，在此建国。如前赵占领关中平原，后赵扩及中原、河北、山西等地。时人以为后赵占据长安、洛阳二都及中原、北方，就可以“为中国帝王”（《晋书》卷105《载记第五》），成为正统；同时并存的南方东晋自然被视为分裂政权了。南北朝时，南方斥北方为索虏，北方贬南方为岛夷，南北政权都自居正统。这种政治正统意识，正是朴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曲折表现。

三是在治国理政中学习应用黄帝以来的中原汉族文化，如汉语言文字、儒学等。建立北魏的拓跋珪意识到“《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做帝王应“继圣载德，天人合会”，认识到华夏治国传统是“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秉持的治国原则是“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而又“能通其变，不失其正”（《魏书》卷二《帝纪第二·太祖纪》）。北魏世祖拓跋焘率军攻灭大夏、北凉、北燕，统一北方，制定政策，推动鲜卑族的汉化。如进行文字改革和规范工作，奠定了魏碑基础。他下诏说：“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世祖纪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则整理孔庙祭礼，要求“尊明神，敬圣道”。下诏向全民求谏，要求“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北魏治国者有与官吏“共治天下”的意识，祭祀舜、禹、周公、孔子等圣人，重用汉族士子，建立基层邻、里、党三长制。要求官员们奖励生产，“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轻徭薄赋，“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卷七上《帝纪第七·高祖纪上》）。实行均田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全面推动汉化，迁都洛阳，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下诏改鲜卑拓跋氏姓元。治国理想是“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魏书》卷七下《帝纪第七·高祖纪下》），此言正是后来唐太宗华夷一家说的张本。

魏晋南北朝时各民族政权，血缘上认同炎黄始祖，文化上努力汉化，以中华正统自居，有力推进了中华各族的融合，为大唐盛世来临准备了历史条件。黄帝始祖意识在其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奏称：“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朝廷批准。黄帝陵在唐代宗时正式出现于史籍记载，可以视为中华各族融合成果的符号化表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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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夏旗帜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经过几千年传承弘扬，更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团结华夏儿女的精神旗帜。黄帝陵是高擎华夏旗帜的民族圣地。

据文献记载，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了奠基性成就。物质文明上，驯养和使用牛马，发明车、船，学会打井、养蚕缫丝，战争中使用铜制兵器。制度文明上，制作冠冕、衣裳，政治上，举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设官治民，并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给事物、社会各等级命名，让民众分别共享财产。精神文明上，发明文字，制定历法和甲子，美术、音乐、舞蹈都有发展。从考古发掘看，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中期（前6500年-4000年）遗址。当时出现了农业、制陶、纺织、冶铜等生产方式，诞生了文字、历法、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社会组织从氏族、胞族、部落，发展到了部落联盟，出现了中心聚落——早期城邑。如西安半坡遗址，在7000年前到6000年前之间，西安高陵杨官寨村也发现了6000年前到5500年前期间的文化遗址，两者地理相近，前后相续。可见，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创造时期，发明了农业、制陶、冶炼、日历、舟车、屋宇、水井、弓箭、文字、医药、音乐、舞蹈等，还创造礼制，设官治民，建立了国家雏形。从此，中华民族摆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黄帝当之无愧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黄帝文化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成为凝聚、团结中华各族的重要精神纽带。这主要表现在历代黄帝祭祀上。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葬桥山”，指的就是今陕西黄陵县的桥山。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均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拉开了帝王亲临黄陵桥山祭祀黄帝的历史序幕。中华儿女在桥山黄陵祭祀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祭祖文化传统。

其实，祭祀黄帝的历史源远流长。5000年前，黄帝去世，第一次朝廷公祭黄帝。由黄帝的大臣左彻“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竹书纪年》）。4000年前，舜时，祭祀黄帝成为制度。《国语•鲁语上》：“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有虞氏指舜，夏后氏指禹，祭祀黄帝是他们的制度。近3000年前，周穆王是首位主持祭祀黄帝的天子。《穆天子传》卷二载，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距今2400多年，即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首次建庙专祭黄帝。2000多年前，汉武帝首次以天子身份，在今陕西黄陵主持黄帝公祭。这为后来在黄陵进行黄帝祭祀，即黄陵公祭，开了先例。距今1200多年，即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黄帝陵、庙出现于文献记载。从此，朝廷设官管理黄帝陵、庙，遣官按时祭祀黄帝，成为制度。

汉武帝公祭黄帝，适应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大国建设的时代需要，标志着黄帝祭祀的成熟。汉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华夏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交融，形成汉族。祭祖活动也相应得以发展。汉族一家一姓祭祖，发展成为中华各族共祭黄帝，适应了汉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需要。汉朝人从祭祖礼仪中提炼出忠孝道德，凝结为忠孝信仰，发展出经学思维，构建起三纲五常制度，黄帝祭祀都发挥了作用。

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黄帝意识成为团结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辛亥革命高举黄帝旗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开篇四幅图画，第一幅即黄帝，称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派遣15人代表团赴黄陵祭奠黄帝，亲撰《黄帝赞》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作《祭黄帝陵文》，明确定位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黄帝祭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今天我们祭祀黄帝陵，体现了后人对黄帝陵寝的尊重、对黄陵祭祀传统的尊重，更是华夏儿女向民族始祖黄帝的致敬！我们祭祀黄帝，感恩、缅怀奠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杰出先祖，让无数炎黄子孙贯通五千年血脉，如兄弟，如手足，同气连枝，荣辱与共！炎黄子孙以黄帝文化基因为源泉、为纽带，凝聚共识，达成默契，就可以形成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使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用勤劳智慧的双手，推动中华文明持续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精神标识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还因为伴随中华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黄帝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内核，黄帝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西汉初年，黄帝被尊为民族始祖，魏晋南北朝时，黄帝成为匈奴、鲜卑等学习汉文化的核心内容；北宋时，黄帝升格进入儒家道统，完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

在我国古代，民族意识和文明观相关联。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民族观影响尤为深远。其要点有：第一，断定和肯定华夏、夷狄有相同的人性，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礼乐制度，遵循忠信、笃敬等道德规范和礼乐制度；第二，认为诸夏、夷狄都创造了文明成果，各自的文明程度和地位并非恒久不变。若诸夏“礼失”战乱，夷狄或更为文明。第三，孔子断定，有人性修养的人，可以改变社会落后面貌，发展人类文明。第四，孔子肯定管仲保卫诸夏文明的历史功劳。孔子民族观中，始终贯穿文明观念，他将民众利益和文明程度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道德与否，不能局限于个人之间的信义。让民众享受实实在在的利益，保卫文明，避免野蛮化，才是衡量道德与否的重要指标。孔子为后人提供了道德评价的文明史标尺，影响深远。

以文野之分，定华夷之辨，是孔子民族观的要旨。不是看血缘种族的区别，而是看文明和野蛮的分野。黄帝是中华始祖的观念，超越了各族生物的、地域的狭隘界限，成为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依据。依照黄帝始祖观念，匈奴、鲜卑等民族入主中原，或者华夏人散居夷狄，都没有民族心理障碍。正是在黄帝始祖观念下，华夏和夷狄才逐步融合产生了汉族，汉族又和其他民族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其中，民族融合是表象，文明化发展才是实质。在黄帝始祖观念影响下，文明化成为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旋律。

在古人看来，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道德，而黄帝则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位“修德”者。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篇首，开始凸显黄帝“修德”的意义。他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在他看来，“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卷13《三代世表》）黄帝有哪些“明德”？黄帝站在中华大地，创造人类文明，带领华夏先民走出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社会门槛，造福当时民众，福荫子孙后代。据司马迁《黄帝本纪》描述，黄帝的道德和事业统一，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带领民众发展生产（发展农业，发明劳动工具，掌握、积累天文历法等农学知识），改进民生（生活用具），造福民众；第二，开展军事行动，除暴安良，救民水火，保卫和平，维护公平；第三，足迹遍中原，建立统一国家，创建国家制度，设官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第四，创造文字、音乐、舞蹈等，发展文化，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第五，一生“未尝宁居”，勤政爱民，成为后来治国者的榜样；第六，黄帝的子孙繁衍为中华民族，黄帝创造的文明发展为中华文明，黄帝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福佑中华民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福佑中华文明成为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

在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史中，黄帝和德治是两个核心内容。

如前秦苻坚熟读《史记》，尊崇黄帝，赞叹“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晋书》卷114《载记第十四》）他掌权后，大力推崇儒家文化，开庠序，弘儒教，“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晋书》卷113《载记第十三》）他还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

又如前燕奠基人慕容廆，西晋惠帝元康间，认为大棘城是“帝颛顼之墟”，乃移居于此，“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地方战乱，慕容廆起兵“勤王”，“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建辽东、冀阳、成周、营丘、唐国诸郡，举用贤才，封辽东郡公。慕容廆尝言：“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晋书》卷108《载记第八》）并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坚信慕容氏“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晋书》卷110《载记第十》）。当时一些中原士族介怀华、夷族别，不愿为慕容鲜卑政权服务，慕容廆苦口婆心加以劝说，谓“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晋书》卷108《载记第八》）。这完全不以出身民族，而以志向、理想论人，和孔子文明的民族观相通。

宋代学者进而将黄帝描述为制订礼仪、实行德治的领袖。司马光《稽古录》言：“黄帝以民生有欲，衣食虽备，苟无礼义，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勇苦怯，于是始制轩冕，垂衣裳，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使上下有序，各安其分而天下大治。”南宋罗泌《路史》明言黄帝“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在宋人眼里，黄帝完全成为儒家的德治或仁政天子、德主刑辅的治国君主了。

宋代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历史环节。北宋时，黄帝不仅被视为儒家德治典型，而且升格进入儒家道统，这是黄帝完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历史标志。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提出，孔子发现的“夫子之道”早有渊源，它“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黄帝开始被纳入儒家道统序列。《论语·宪问》载：孔子说“作者七人”，究竟有哪七人，后人难定。著名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断定：“‘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张载认为，所谓“作”，指“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将黄帝纳入他所构建的古代圣王传授道统。张载《西铭》还提出“乾称父，坤称母”说，从祭祀家族祖先、祭祀中华民族始祖中抽象凝练出尊崇整个世界的乾坤大父母，期盼人们抱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下一家情怀。这意味着在正统理学家头脑中，黄帝被纳入世界结构和中华文明史道统中，超越了民族始祖的血缘意义，一跃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黄帝陵作为中华民族圣地，令人敬仰、感恩，我们在这里流连忘返，瞻仰、反省，可以振奋兴起，感受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亲情，兴起海内外中华儿女亲如一家的感受。国家“十三五”规划，拟以黄帝陵为中心，建设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2017年10月14日，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黄帝陵文化园区工作委员会、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完成后，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平台祭祖、感恩、尽孝，让我们远方归来的游子感受始祖恩德，体验故园亲情，激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华仁爱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