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2019-11-21 11:00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编辑:梁君 作者:牟钟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一是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要素;二是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受到空前关注;三是民族的振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从而使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风格与特质。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又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乃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依托和团结纽带,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的源泉,人们能够不断从其中吸取营养、智慧和力量。一个民族如果只是现代经济发达而民族文化不显,甚至处处模仿他人,便算不上真正的强国,得不到世人由衷的尊重,所以建设现代文化大国就成了中国人应当奋斗的目标。

以此观之,黄帝信仰的重要意义就非同一般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和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代表,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根的象征,获得了其他任何传说中或史实中的人物无法取代的崇高地位。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

关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的传说,以往史学界在态度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直接引为信史,另一种是断然否定其史学价值,后者以《古史辩》派为代表。前者为信古派,后者为疑古派。近来学者推崇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努力超越“信古”和“疑古”,以求对古史获得一种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神话传说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神话可以不依赖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文学式的想像。传说则须以某些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节,虽说比神话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为历史资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贡献,但疑古太过,亦有偏失。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许多人认为他们错在史料处理简单化和未能充分重视和利用更广泛的古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所以人们努力去引证古史资料,包括金文和各种考古新发现,以证明炎黄说和五帝说的历史真实性。我认为仅此是不够的。“疑古”派的错误不单在史料的运用鉴别上,更在理论的视野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话传说积淀着人们世代集体的历史记忆,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隐藏着历史真实信息;其二,缺少多视角尤其文化学视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话传说乃是先民构筑民族文化认同符号的重要方式,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没有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实证史学的狭隘框架,是无法做好的。用近代人类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去评论上古人类的精神活动,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看起来“科学”,实际上并不科学。

文化哲学的著名学者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命题,他说:早在科学方法发现以前,人的经验也并非表现为一团乱麻似的感觉,而是有头绪有组织的。也就是说,人的概念从一开始便有某种明确的结构。但是,那些最初用来把握世界统一性的概念,跟我们现有的科学概念既不属于同一个类型,也不处于同一个层次,而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1]

[1]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按照文化学的理念,神话与传说不应简单归结为非科学的思维,它乃是先民在当时条件下把握世界和保存历史的特殊方式。我国古史学者徐旭生在《中国传说的古史时代》中将神话与传说加以区别后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想,不仅是传说,对神话亦可作如是观。原始神话的文学色彩固然很浓,在其深层不也隐藏着历史的“质素”、“核心”吗?因此,神话与传说都可以纳入大史学的视野,成为研究上古史的有用资料。例如“三皇”的神话之一: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在神人英雄故事形式下,积淀着中华上古文明的阶段性演进(人工取火、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回溯。传说则比神话有更多的历史真实内涵,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于文字纪录的历史。

“五帝”传说有多种,表现出早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远祖认同上的差异。但由若干氏族集团交融而成的华夏族已经出现,以黄帝为共祖的中华民族的雏形逐渐明朗。《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乃是一种强势的祖源谱系,能表现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历史,为较多的人群所认同,在实际生活里起着凝聚族群的作用。考古学资料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逐步壮大。在这其中黄帝集团和炎帝集团及其合并起了轴心的作用。从黄帝起,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前后相续的古邦国(民族国家的前身),包括唐尧、虞舜时代,他们都自认为是黄帝、炎帝的子孙,构成较统一的历史与谱系。后来炎帝崇拜与神农氏崇拜合一,上升到“三皇”谱系,故“炎、黄”中“炎”在前,而“五帝”世纪从黄帝开始。黄帝是氏族社会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的主体族群的首领和代表,是中华民族共推的英雄祖先。既然当时的历史只能靠世代心口相传,而人们又普遍具有宗教意识,不能不使黄帝传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后来史家如司马迁不满足文学式的描绘,便把黄帝等五帝具体化为实人实事,把传说变成纪实,不免引起后人争议。这些都不妨碍我们透过“故事”,抓住背后最有价值的内涵: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他是族群的化身。因此,我们不必去繁琐考证其人其事的细节。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格局是多元一体,五十六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1]中华民族是复合型民族,即民族之中有民族,由许多单元型民族组成,本身又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有三要素:祖源认同、文化特色、自我意识。祖源认同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始祖信仰,文化特色是识别民族的根本尺度,自我意识是自觉到民族是命运的共同体。而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其意义不是很伟大的吗?黄帝信仰又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其价值亦不可低估。《史记》追述的五帝可称之为世系五帝,以黄帝为首,代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序。战国时期流行的五方帝信仰,以黄帝、太、少、颛顼、炎帝,配五方、五色、五行、五神。黄帝居中,色黄,配土,其神后土。五方帝可称之为区域五帝,以黄帝为中心,代表中华民族以中原华夏族为主体、四方少数民族环绕而居、多民族共生一体的地理空间格局。而中原地区农业文明最为发达,故黄帝色黄,其神后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黄帝信仰都居有统领和中枢的地位,同时又展现出多元包容的品格。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史书还记述了黄帝及同时代人物发明了衣裳、养蚕、舟车、弓矢、屋室、文字、医药、律历等,使中华民族真正迈入文明时代。黄帝之后以大尧功勋显赫,《尚书?尧典》说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总之,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信仰,共同点是:圣明、仁德、益民、和平、功业盛大。先民在塑造五帝形象的同时,其实就是在铸造中华民族的品格,其核心是民本、贵和、创新。这种文化基因后来经由孔子、老子加以弘扬,奠定了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精神方向,使中华民族既能生生不息、与时俱新,又能厚德载物、包容宽厚,千回百折,终于走到复兴的今天。黄帝是人不是神,但他是文化英雄、中华圣人,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团结前进。我们不能不对以黄帝为代表的先祖开拓中华文明的功德表示感恩和敬意,我们以有这样的先祖而自豪。当然,有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较晚,并不都在祖源上认同黄帝,这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勉强的。不过黄帝信仰一直是中华民族祖源认同中的主流意识,黄帝成为共祖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弘扬黄帝文化时保持一份清醒,并会着意阐释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代序第13页。

黄帝信仰正在发挥凝聚众多民族、海峡两岸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文化功能。它的人文精神和神圣追求,不仅使我们的文化和心灵重新落实在自己民族的本根上,也能激励我们去开拓创造。我们敬仰黄帝,就是敬仰中华文明的伟大业绩和无限创造力。比之先祖,我们今天贡献给人类的创造发明实在是太少了。中国人应当继承黄帝创造百物以利苍生的精神,在21世纪人类的文明转型与更高发展中,积极参与并作出更多的贡献。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